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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如何起到教育作用

发布时间:2019-10-15 浏览量: 作者:刘仰

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,我国古代有通过《起居注》记录皇帝每一个言行的传统,其目的是“而示后王”,即对后世帝王进行教育与警示。由此想到,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宣布将特朗普总统所有推文全部归档,可见,档案的教育作用在古今中外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性。

古代中国,帝王世袭,继位者要接受专门的教育;古代西方,君主是由少数贵族选举出来的,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与一般贵族相同。何为中国古代帝王的专门教育?由于帝王与未来继位者的身份特殊,他们除了学习《四书五经》之外,在援引好榜样或坏典型的具体事例时,只能用前代帝王作参照。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皇家档案的一大特点:对帝王所有的言行予以非常详细的记载,包括皇帝早起给母后问安,皇帝闲暇时遛鸟钓鱼,皇帝晚上由哪个妃子陪侍等。可以说,中国皇帝是全世界最没有隐私的人,皇帝干的一切好事、坏事都被记录在案。但在利用这些记录时,又有些差异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讲得几乎都是宋朝以前历代帝王的故事,目的就是为了教育现任皇帝。当大臣希望皇帝做某件事情时,他们便找出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功绩进行劝说。当皇帝产生了糟糕的念头或做了某些不好的事情时,大臣便用以往皇帝的失败、错误对其进行规劝。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“而示后王”。

古代史官大量记载皇帝的各种错误和失误,目的是避免现任及未来的皇帝犯错误。今天,这些记载的原始目的——教育皇帝,已经失去意义,而成为研究历史的资料。这样,本来为了“而示后王”的文字记载在今天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。这就是,在贬低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,关于古代皇帝各种犯错的记载成为否定中国历史的证据。某些人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其思想观念的出发点,在档案中找到所谓证据,又反过来强化了历史虚无主义。也就是说,人们可以在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中找到很多古代皇帝的事迹,以证明中国历史的黑暗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解读。

在描述中国历史的“黑暗”时,有些人常常用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判定,得出“中国古代皇帝是专制独裁的”这样的结论。这便引出一个问题:如果中国古代皇帝真的是专制独裁的,他们为何不下令禁止记载自身的错误、失败、荒唐?即便记载了,为何不下令统统销毁?在这里只想说明一点:中国古代由于教育规劝皇帝的需要,史官们记载了大量皇帝的荒唐和错误以实现“而示后王”的作用。相反,西方国家历史上要么是还没有自己的文字,要么是还没有这种制度,因此,历史记载非常缺乏。中西相比较而言,就好比一个有文化的人以孔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原则,每天记录自己的过失、错误,甚至不好的念头想法,结果被人用来证明他有多坏;而另一个文盲从来不能记录自己的想法和行为,反倒被人用来证明他“是一个好人”。历史档案的历史作用就这样被某些人进行了错误的解读。